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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中國革命圣地，位于楊家嶺的黨的七大會址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基地。14日上午，習近平來到這里參觀。他動情地說，這里我來過多次，插隊時每次到延安都要來看看，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禮。黨的七大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集中概括了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落實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要求全黨同志以與時俱進、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不斷推進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繼續書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人民日報》2015年2月17日

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時期是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的時期。老一輩革命家和老一代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留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培育形成的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為主要內容的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在延川生活期間，對延安精神有切身感悟，當年每到一次延安，心里都充滿崇敬和激動。這次再到延安，仍讓我深受教育。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98頁

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偉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要堅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用以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黨性的差距、校準前進的方向。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39—40頁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吳起鎮，與陜北紅軍會師。從這時開始，一直到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東渡黃河轉向華北，中共中央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北領導革命，前后歷經12年5個月26天，史稱“延安十三年”。中共中央在這里運籌帷幄，作出了關系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

黨中央剛到陜北，就高舉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打開了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的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軍事戰略問題。

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又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西安事變發生不久，駐延安的東北軍向西安一帶集中。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隨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遷到延安。從此，延安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心，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燈塔。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的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制定黨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方針、任務和政策。洛川會議是在全面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決定，標志著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正式形成。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撰寫了《論持久戰》，系統闡述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不僅科學地預見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3個階段，指明了必須持久抗戰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前景，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動員人民群眾、奪取最后勝利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大大增強了人民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信心。

從1942年開始，中國共產黨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場整風運動。延安整風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取得巨大的成效，使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作出了正確結論。

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七大，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它總結了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并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七大還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統一，為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從國際國內形勢和廣大人民的愿望出發，為爭取和平民主作出了巨大努力。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定》。但蔣介石自恃軍力雄厚和有美國的支持，在完成戰爭準備后，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發動全面內戰。面對敵強我弱的形勢，中共中央于1946年3月19日主動撤離延安，開始了艱苦的陜北轉戰。

在先后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后，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的楊家溝召開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報告制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政治、軍事、經濟綱領，提出要建立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總結了人民軍隊作戰的“十大軍事原則”，確定了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的三大經濟綱領。這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

（二）

延安曾經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以“革命圣地”聞名于世，這里孕育出了偉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全部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的高度概括，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精神體系，涵蓋著極其豐富的內容，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其中，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靈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本色。

第一，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戰勝各種困難和挫折，不被任何敵人所屈服，不被任何險阻所嚇倒，艱苦探索，頑強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1938年4月，毛澤東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隊開學典禮上說：你們來此學習，“首先是學一個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你們要學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就是要打日本、怎樣打日本、為什么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能打倒的正確的政治方向”。

延安之所以成為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廣大知識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它代表了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正確政治方向。廣大青年在這座革命的大熔爐中，經過血與火的洗禮，靈魂得到凈化，思想境界得到升華。延安時期是抗戰最艱難的歲月，但無論條件怎樣艱苦，環境多么惡劣，都沒有嚇倒共產黨人。抗日軍民在黨的領導下，始終情緒飽滿，士氣高昂，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正是這種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矢志不渝、英勇獻身的精神構成了延安精神的靈魂——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第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馬克思主義提供的并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現成方案和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種立場、觀點和方法，只有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然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曾經走過一段曲折的歷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一次次慘痛的失敗和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深入思考中國革命的根本性問題。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學、軍事和政治著作。這些著作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文獻，也成為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

為了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人心，我們黨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經過延安整風，全黨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打破了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迷信，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障礙，極大地推動了它的歷史進程，并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這樣，就使廣大黨員干部明確了對待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從實際情況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而絕不能機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別國的經驗。

延安十三年間，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成熟，在黨中央的各項重大決策中沒有再出現大的失誤。盡管這一時期，黨依然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外部環境挑戰和極其艱苦的內部困難考驗，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科學地分析和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準確地把握各種歷史機遇，及時調整戰略策略和方針政策，糾正黨內存在的錯誤認識，始終保證黨所領導的事業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和發展。

第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也是共產黨人的根本立場，它明確提出于延安時期。1939年2月，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概念，說孔子的理論是“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隨后，他陸續在一些公開場合和刊物中闡釋了“為人民服務”的意蘊。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追悼張思德的大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系統闡述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第一次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寫入黨章。

正是由于奉行這一宗旨，無論是黨政工作人員，還是干部、戰士，都自覺地為人民謀利益、辦好事，形成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清明政治生態。在延安，一個普通戰士可以找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談個人婚姻情況，一個普通老百姓可以直接向毛澤東反映征購公糧問題。這種良好的風尚，是延安精神的生動體現。毛澤東曾經自豪地說：“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與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貪污腐敗、社會道德淪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延安的社會風氣也給海外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曾到訪延安的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寫道：“至今為止，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該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民脫離古老的苦難，這樣獲得了威權。訪問過中共區的人士似乎是逃脫了國民黨的壓迫，進入到光明的地區。”

第四，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優良傳統。在延安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這種精神得到進一步升華和完美的體現，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延安時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瘋狂“掃蕩”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解放區的軍民生活和財政經濟遇到了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下，陜甘寧邊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邊區政府成立生產委員會，采取有效措施，鼓勵生產，要求在原有基礎上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糧食產量，并號召種植經濟作物，特別是紡織原料。

這一時期，八路軍三五九旅以“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的雄心壯志，開赴荒無人煙的南泥灣。在缺乏資金、工具的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一面動手開挖窯洞解決住宿問題，一面勘察開辟地區，學習耕作技術，制作生產工具。從旅長王震到勤務員、隨軍家屬，人人動手，開荒種地。經過不長時間，就使昔日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與此同時，在延安的黨政軍學各方面數萬人，都投入到大生產高潮中。

大生產運動不但改善了解放區軍民的生活，戰勝了嚴重的財經困難，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創造出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1945年，毛澤東很自豪地說：“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

（三）

延安精神是貫穿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百年歷程的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引導、哺育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沿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前仆后繼，不斷前行，使黨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未來奮斗中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永恒精神動力。

1949年10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毛澤東就在致延安的復電中指出：“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總后方。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人民對于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并提出：“我并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文章刊載于《學習時報》2021年4月21日第7版）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

（責任編輯：韓芳 審核簽發：蘇剛）